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如何影響香港音樂演出產業

感謝OC2S提供文章，原文轉載自Facebook專頁。

嚟緊兩個月嘅原定工作全部冇得做，呢篇文完全係有感而發…….

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官方爆發至今一個多月，香港口岸終於開始「自律式強制」檢疫工作。換言之，這場瘟疫看來還會持續一段不短的日子。

由中國大陸的地方感染逐漸擴散至威脅全世界的致命病毒，這場「武漢肺炎」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性命。身在香港的我們，追看每日的確診人數比看股市升跌更為著緊，排口罩的人龍比排限量版波鞋的要長非常多；一邊有居住中國大陸的群眾如難民般蜂擁入關，另一邊卻有部分外藉人仕寧願no pay leave都趕緊離開這個地方，種種亂象背後都有一句吶喊：有乜緊要得過條命仔？

OC2S 作為一個小小的本地音樂活動策劃者（so called 搞手），在此當然不是要來打廣告，也不是告訴你音樂比你的性命更重要，又或睇騷能治百病云云，只是最近整個二三月接連四場演出取消，閒著便來整理一下我們產業的運作，算是站在業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以及這次疫症對業界的影響。

1: 音樂產業現況

先從這個產業的環球現況說起吧。隨著 Spotify 及 Apple Music 等串流音樂服務的崛起，唱片業的營業額從2014年低位14.3億回升至2018年的19.1億，與上一個高位 ———— 見證iTunes及MP3強權誕生的 ———— 2001年的23.9億已經相去不遠。但連續十三年的跌勢早已令唱片公司及藝人無法再倚賴歌曲本身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取而代之的，是無法複製 + 講究親身體驗 + 具時效性的現場演出活動（live concert），此生態變化令演出行業史無前例的興盛 ———— 去年行業總收益達28億美元，而根據 IBISWorld 以及華爾街日報等機構預測，該數字將會於2024年成長至36.6億美元。

【前景一片光明呢 🙂 有想入行的嗎？】

總括來說，演出行業由以下幾個單位構成：藝人 (Artist)、經理人公司 (Artist Management)、經紀 (Agent)、策劃公司 (Promoter)、場地 (Venue/Club)、製作公司 (Production) 等，在歐美的市場中這個位置分工比較鮮明，中港台的市場則比較含糊，特別是較有票房的藝人通常都由經理人公司或藝人自己開的公司同時擔任策劃公司，以圖最大的利潤。

這個所謂的最大利潤，到底能有多大呢？專家預測在2022年，單是門票銷售就將達24億美元，佔行業總收益的77.4%。那為什麼你常聽說在香港做搞手是門吃力不討好的苦差呢？

無論是由經理人公司經由經紀發起的巡迴演出，或是策劃公司主動接觸特定的藝人安排演出，在整個產業鏈中策劃公司可算是處於最被壓榨的底層。雖說策劃公司在整個產業鏈中能夠得到最多的利潤，但同時亦因為它需要背負最多，甚至是全部的風險，以及需要大量的現金流（cash flow）去經營，致使很多策劃公司”快上快落“，難以長久持續運作，更莫講穩定成長。

一般來說，當經理人公司透過經紀與策劃公司達成演出條件上的共識，策劃公司需要先付至少一半的演出費用作為訂金，並且負責包括機票、酒店、場地、製作以及推廣等的所有費用 – 這些費用都是在活動舉辦前需付清的advance payment，絕大部分情況下是不能退還的。

2: 香港本地搞手目前面對的困局

當經理人公司透過經紀與策劃公司達成演出條件上的共識，策劃公司需要先付至少一半的演出費用作為訂金，並且負責包括機票、酒店、場地、製作以及推廣等的所有費用 ———— 這些費用都是在活動舉辦前需付清的advance payment，絕大部分情況下是不能退還的。

在一場演出中，無論藝人、經理人公司、場地三方都能得到受保障的收益（演出費、佣金、場租），唯獨搞手需要承擔銷情不佳的經濟後果，在此角度來看我們也無異於一班賭徒呢。像大家每年都嚷著要看的 Radiohead 和 Arctic Monkeys 等大牌藝人，十數年來無人有能耐舉辦他們的專場演出，除去檔期因素，就因為他們收取的演出費僅是訂金部分已高得嚇人，搞手要不沒有那個流動資金，就是扭盡六壬也打不響回本的算盤。換個規模小一點的例子好了，在香港會有一萬人願意付錢看 Tame Impala 或 LCD Soundsystem 嗎？如果作為樂迷的你也有所猶豫，那就不難想像銀根底氣不足的搞手們會更加保守去判斷了。

經理人和經紀佣金的部分可以跳過，那接下來就是場地的角色了，與TTN關係密切的我們自然有自己的觀察。在歐美國家，場地主要透過在活動上販售飲品（酒）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在亞洲國家經營場地，除了酒吧/俱樂部類別場所，卻無法套用同一模式增加利潤。畢竟，亞洲的飲品（酒）文化不如西方普及深化，這點當然無分好壞，但既然場地無法倚賴販售飲品（酒）的營收作為主要利潤，其壓力自然反映在比較高昂的租金價格之上了，另一方面亦衍生了俗稱”bar guaranteed”的租約，所以每次有演出時，無論搞手和場地都是真誠地希望觀眾睇得開心，飲多幾杯。

加上酒店、機票、推廣以及可大可小的製作費等開資，為了合理化這門幾近賭博的生意，亦為了平衡我們這些搞手的心理，業界在策劃演出時大都會以50%或以上利潤為目標 ———— 這當然是在門票順利售罄的前設下。別忘了，每場演出都是一次獨立策劃，就如音樂本身的多樣性，不存在一套可持續運行的必勝流程模式。

原本，一場演出的賺蝕還是得看搞手團隊的眼光，以及成本控制是否得宜，雖然也有藝人收了訂金後單方面取消演出的爛事，不過比率不高。偏偏，出於命運又出於必然，香港的演出產業如今遇上時代革命以及武漢肺炎雙重衝擊，前景又將如何？

【病毒感染式連鎖反應】

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場瘟疫導致許多外國獨立音樂單位的演出延期及取消，除了無需多講的公眾健康風險，另一點是大家未必會考慮到，但其實影響更深遠：因為愈來愈多國家對香港進行入境管制（封關）而造成亞洲巡迴的技術困難。譬如是先玩香港站的藝人，目前就不能入境台灣進行演出了。

邀請外國藝人前來亞洲演出，基本模式分兩種，一種是巡迴演出（tour），另一種是專程而來地區限定的演出（one-off show）。

前者比較常見，亞洲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始終是出遠門，當藝人衡量這場旅途和機票的價值時，都會盤算著一個銀碼 ———— 即是這次整個團隊包括幕後人員能賺到多少錢。為了要達到該銀碼從而成功把該藝人請到自己國家，各地搞手就會以籌旗仔方式去湊數，舉例說，Beach House 來一趟亞洲的目標演出費是60萬美金（絕對不只），那可以由六站各出10萬，又或四站15萬的方式成事，安排於相近的日子接連演出，也就是大家不時見到的「Asia Tour」了；各地搞手/經紀有時也會在過程中培養出友好的合作關係，是一種很豐富的文化交流。

然而，如果香港堅持現今不受國際認可的防疫水平，被更多的鄰近國家封關，那香港就會跌出藝人的亞洲巡迴名單，亦即文化上進一步被邊緣化。

亞洲國家近年在獨立音樂上的高歌猛進，大家都很喜愛的 Phum Viphurit（泰國）、落日飛車（台灣）等單位都打入了國際市場，而屬於主流的BLACK PINK今年在 Coachella 演出直播的點閱人數比所有其他單位加起來都要多 ———— 這是何等強勢的軟實力表現。在反送中運動展開後，整個抗爭時期其實還是有許多演出能夠繼續，外國業界的憂慮未算太差，直至現在疫情肆虐才真正被拖慢，甚至停擺。本來在硬件上不足的香港，要接軌世界將要需要花費更大力氣。

不過這些畢竟是悲觀的展望，對香港搞手而言，更迫切的是資金上的拮据。如前所述，這一行的資金流動快上快落，沒有門票收入，就沒有資金去談之後的演出。因此接連取消演出對搞手們來說非常傷身，部分藝人還是願意退回演出費訂金，但如酒店機票場租等開支，就算對方願意彈性處理，也頂多是當作預先墊付的訂金（需於限期內使用），而不會退還。如此就做成資金流動的真空。拿去年十一月底取消的 Clockenflap 音樂節為例，牽涉的外國演出單位數以十計，主辦在各方面賠償上必定遇到了諸多困難，單是被扣起的演出費訂金已經教人頭皮發麻。

至於專程去亞洲某國演出一場（one-off show）的例子，通常只會發生於大型音樂節的headliner身上，除了資金關係，亦因為headliner級數的樂隊除了要滿足錢外尚有許多要求，譬如要住總統套房，又或藝人指明在沒穿鞋子時腳丫必需要踩在某個牌子的毛巾上……之類，對中小型搞手的人力物力都是非比尋常的挑戰。你能想像 Daft Punk 來港的話，藝人團隊對於保安要求的程度嗎？

啊，另一種例子則是大型品牌主導的形象推廣活動，譬如2015年的 H&M x Blood Orange。

大有大虧損，中小型演出亦有煩惱，各活動策劃公司需要早大概半年去開始洽談一場演出，二月這個時間點我們按慣例應該已經確定了數個八月至十一月的演出，進入洽談細節的階段。現在嘛……處於比較被動的觀望狀態，外國藝人對香港的觀感變化，誰也說不準不敢冒險合作，變相2020年有一半時間已經形同浪費，下半年能否與大家在演出中見面，學啲局長話齋，未來一兩個月就是關鍵。

3: 一方有難，八方進退失據

當整個演出工業都進入停擺狀態，搞手沒有演出活動所帶來的門票收入，沒有資金流動，也因為政府仿佛有意放任疫情惡化，無法以常理去規劃下一步；而全港都無法如常舉行演出活動之時，業內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場地以及製作公司。

因為前篇所述的政策與文化關係，在香港經營演出空間（livehouse）本來就事倍功半，如今情況更是岌岌可危，以TTN為例，2020年首季可見的演出就只有兩場 ———— 即是整整91天裏只有兩天的收入！沒有場租收入，就無錢交租，這點可沒有什麼箇中道理需要詳述了。製作公司方面，也同樣倚賴活動舉行才有「job」，現在不只是非主流的音樂騷被迫取消，連劉德華也要叫停紅館演唱會，受影響的已經不只音響和燈光製作，連舞台設計、服裝、樂隊、舞蹈、保安等領域都要面對「冇工開」的切身難題；此外，以售賣活動門票為主要業務的票務平台面對如此靜默的市況，也是無可作為。

另一邊廂，作為演出活動的主體 ———— 演出者，特別是外國藝人，和相應的經理人公司，雖然短期內無法拓展亞洲市場，但他們在本土有相對穩定的觀眾群去支撐，真要說的話，頂多是賺少了一點，而非不可逆轉的虧損。

談到國際上的大型音樂舞台，美國有 Coachella，談起英國我們會想到 Glastonbury，歐洲是 Primavera Sound 和 Rosklide，日本則有 Summer Sonic 和 Fujirock；然而這些國家其實都有成熟的本土演出市場，英國有每年在南北兩地舉行的雙子星 Reading and Leeds，美國有紐約的 Governors Ball，都是以本土藝人為主打的大型音樂節，加上歷久不衰的國內巡演文化（倒是英美的場地近年遇上不同壓力），足以提供大、中、小不同層級的平台供藝人發展，正是這些重視內消的音樂活動成了一個國家的獨立音樂文化支柱。

鄰近的台灣近年在培育本土市場漸見成效，2016年，以台南演出陣容為主，在高雄舉行的大港開唱以過萬張門票的成續完售，當時就為香港的業內人士帶來不小的震撼。

另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案例是2017年底，Airhead Records 在台北辦了一場 Mild High Club 的專場演出。該樂隊也是我們私心十分喜愛的 psych-pop 新貴，無論風格與質素都不輸全盛期的 Mac DeMarco，但從其知名度去考量，如果要在香港舉行專場的話相信會吃力不討好，樂觀的話就是170人左右的票房。

那為何該樂隊演出在台北就能賣個滿堂紅呢？關鍵相信在於暖場樂隊：落日飛車。台灣現在不乏能在 The Wall 甚至永豐 Legacy 舉行爆滿專場的新世代獨立藝人，諸如 Deca Joins、草東、Leo王、拍謝少年、9m88、茄子蛋等等，在這些本土單位的帶動下，樂迷自然會對音樂本身懷抱更大的熱情，更踴躍參加演出活動，藝人們也會更放膽專注創作，相輔相成。

坦白講，香港若要建立更廣闊的觀眾市場，只憑業界掙扎（s/o 胡師傅！）是走不遠的。一年多幾場大牌外國藝人的專場，或多幾個大型音樂節，其實不會紮實香港的音樂文化場景，唯有靠本地觀眾（尤其年輕一代）去積極支持，主動發掘，做大咗個餅，才能合理化目前經營這個產業的心力。

前篇我們提到了香港在這行業發展上硬件有所不足，除了土地和教育政策上的短視，最缺乏的，畢竟還是觀眾。現在正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大抵是與我們走在同一路上的吧，希望在香港康復乃至光復後，能夠為這個產業多付出一點，有道鈔票就是選票，你想要更容易看到心愛的樂隊現場嗎？你想要香港出產更多不同風格的優秀歌曲嗎？你想要商店不再播那些媚俗刺耳的音樂嗎？那就用你的錢多投幾張票吧。買碟，買週邊，買票看演出，付出，付出，付出。

因為香港的音樂場景不是建基於我們這些業者，而是屬於你們。

面向世界，撐陀地。